从《豳风·伐柯》字面意思来看，这是一首迎亲之歌。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形成时期。许嘉璐就曾经在《先秦婚姻说略》中将这一时期称为婚姻问题的“过渡阶段”。周公制礼，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。婚姻是形成家庭的基础，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，自然倍受重视，同样被纳入了礼的范畴，确立了聘娶婚的核心体制。“媒氏”也成为专门的官职，掌管“万民之判”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开始借助权利途径进入百姓生活，并形成定式影响后人的婚姻生活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夫昏礼，万世之始也。”着重强调经过漫长原始社会时期演化而形成的婚姻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，是永恒存在的。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，聘娶婚作为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婚姻制度，逐渐占据了社会婚姻的主导地位，成为当时婚姻形制的主流。
媒妁在聘娶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要完成一桩婚姻，必须履行“六礼”，即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和亲迎。（《礼记·昏义》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媒妁的穿针引线。“昏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继后世也，故君子重之。”（《礼记·昏义》）据《说文解字》：媒，谋也，谋合二姓；妁，酌也，斟酌二姓也。这里“谋合二姓”，就是“合二姓之好”，帮助两姓男女缔结婚姻；“斟酌”，就有权衡利弊、择善而定之意。许慎的解释将“媒”“妁”两相互补，比较全面地揭示了“媒妁”作为专用名词的语源。聘娶婚有三个要素：首先就是媒妁之言，二是父母之命，三是纳币。于是《礼记·曲礼》说“男女非有行媒，不相知名”，《仪礼·士昏礼注》：“将欲与彼合婚姻，必先媒氏下通其言”，女家“许之，乃后使人纳其采择之礼”。这是当时社会婚姻活动所普遍遵循的准则。通过媒妁的沟通获得父母同意后，才能形成双方的婚约。这就是《豳风·伐柯》所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。
